从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大力推动创新创业，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把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，在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政策推动下，中国的创新和创业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期。
据新华网报道，伦敦咨询公司UHY国际最新报告称，自2010年来，中国初创企业数量每年以将近100%的速度增长，到2014年达到161万家。这一速度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英国的两倍，也远远高于美国。这表明，近两年来，在一系列关于支持“双创”政策陆续出台的背景下，创业创新在中国备受重视，获得大力支持。
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稿中提出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，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时值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，推动“双创”成为加快经济新动能的成长和传统动能的改造提升的重要举措。日前，中国政府网、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第19次文津圆桌论坛，研究“双创”政策与创新创业热潮。这也是论坛第五次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交流研讨。
蒲宇飞 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
张科 广东省东莞市常务副市长
周密 安徽宣城市副市长兼旌德县委书记
马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
王良友 南方电网副总经理
林际军 湖北视纪印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、CEO
颜薇 北京御颜医学抗衰老整形中心创始人、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
蒲宇飞：“双创”的三个视角
2015年，我曾经和大概100位创业者进行了座谈。从历史、现实、未来三个视角来概括一下体会和感受。
从历史视角来看，这些创业者可以归为四类，开拓型、追随型、机遇型、压力型。总结创业类型，可以初步形成简单的分析框架，进而可以用这个框架来看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，特别是创业历史。
三十多年来，国内经历了几次大的创业热潮。第一次创业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农民在创业，是压力型创业者主导，就是在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甚至是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生存压力下，不得不去跑市场、办企业，客观上创造了当时以乡镇企业为重要动力和特征的增量改革。第二次创业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那时候“十亿人民九亿商”，主要是机遇型创业者主导。从小平南巡，到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开始了真正的市场化进程，创造了无比巨大的发展机遇。第三次创业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。那轮创业潮跟美国的新经济有一定关系，是追随型创业者主导，是在追随全球互联网、信息化热潮。因为开拓型创业者只要有机会就要创业，所以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，他们在历次创业潮中都是引领者。
历史上每一轮创业大潮背后都有两种力量，创业者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。每一次创业潮背后都有制度红利、政策红利的供给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农村改革，九十年代初是市场化改革大幕开启，九十年代末很重要的就是要素市场参与分配，从管理到技术、到资本参与分配，再加上2001年加入WTO，推动了当时的改革红利形成。回顾历史，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有着创业基因，而且背后都是创业者内在驱动和政府、政策外在推动的两种力量在同时发力。
从现实视角来看，“双创”现在看来势如破竹、锐不可当。这个“势”背后其实也是有两种具体的“势”在支撑。第一个“势”是创业者的乘势而起。今天的创业者和历史比较起来，不像历史上几次创业潮每次都有一种主导的力量。今天的“双创”应该说四种创业类型叠加，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，形成了厚积薄发的强劲态势。第二个“势”是政府的谋势而动。这两年中央围绕“双创”出台的政策核心都是“降门槛、清障碍、搭平台、聚合力”。比如，在降门槛方面，2015年11月，工商注册登记的户数达到了1321.5万，其中企业389.5万，平均每天登记注册是1.17万个，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，跟历史比较起来，这说明现在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撑更精准、更系统、也更有力。如今“双创”形成热潮，背后正是创业者的乘势而起和政府的谋势而动这两种“势”合二为一的支撑。从“二势合一”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的判断，现在的“双创”绝对不是简单的运动，而是顺应历史、顺应时代的大潮流。
从未来视角来看，“双创”有两个重要的走向，一是要进一步走向大众化。走向大众化包括供给端，也包括需求端。下一步，供给端大众化的关键是众筹、众包，由原来的小团队、精英变成大众供给。需求端的大众化，核心就是要瞄准现在正在升级的大众化需求，按照需求导向来开发市场。二是要进一步走向创收创富。“双创”大潮的方向和落脚点就是创收创富。瞄准创收创富有两个很重要的点：首先是把点子变成方案，其次是把大数据从虚拟财富变成现实财富，否则会出现创业疲劳。
围绕这两个走向，下一步还要明确四个着力点。首先对创业主体，尤其是草根创业者不应该忽视;其次对于创业成本，下一步政策导向是要努力降低创业者的真正成本，比如税费和物流成本、人工的成本;再次对于创业平台，平台建设确实对创业非常重要，但也要注意创业平台不能打乱仗，互相抢资源，还要注意避免平台建设的同质化;最后对于创业成功与否，太关注成败，会使整个社会缺乏包容精神;太关注上市，会使创业者急功近利。创业本身应该是创业者乐在其中的过程，超越创业成败的是创业者们永不熄灭的创业精神。有创业精神在，迟早会有成功的企业。所以在舆论引导上应该更多关注创业精神，这才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。
张科：政策引导“双创”的加减法
中央推出“两创”是审时度势、顺势而为、乘势而上的一个重要决策。东莞这几年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上也做了一些事情，受益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，成为东莞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。
“十三五”规划中，东莞的定位是国际制造名城。从世界工厂到制造名城，从加工贸易占相当数量变成现在国际先进制造基地的地位，东莞有条件成为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建设一批国际先进制造基地。围绕着国际先进制造基地的目标，东莞市服务企业、人才两个主体，发挥政策引导、平台搭建、环境营造的三个作用。
在政策引导方面，分加减法。“加法”是加大政府财政支持、金融扶持的力度，国有企业也成立科技金融集团，银行设立科技支行。“减法”是在租、税、费三方面做减法，进行简政放权;在平台搭建方面，建立园区平台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莞松山湖高新区，华为等重量级企业纷纷进驻;围绕专业镇进行自主创新搭建平台;市里专门拨出财政资金建孵化器，将研究成果在东莞进行转化。这些研发机构成为创业的新研发平台，吸引一大批学校的教授和硕、博士，鼓励他们创业发财。他们之所以愿意来，在于考核指标不是靠发表什么科技论文，而主要是看他的成果能否产业化;在环境营造方面，比如法治软环境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比如在厚街镇建立快速维权中心，一插到底。再比如基础研究硬环境，有重要的科学装置，对真正的自主创新有重要的支撑作用。还有就是营造创新创业的宜居环境。
对于“双创”有三点建议：一是能够加强顶层设计，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基础研究支持。二是各种与创新产业化有关的事权要尽量下放，让城市发挥好作用。最终还是解放思想、简政放权。三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采购在创新中的引导作用。
周密：“双创”核心在创、关键在众
在“双创”大潮中，其实小县也可以有大作为。旌德县的国土面积、人口都只占中国的万分之一。目前企业数大概是6500多家，2015年新增企业数1100多家，同比增长20%。贷款余额增速也达到了18.5%，担保余额增速同比增长达到110%。应该说这些数据没有掺任何水分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“双创”的过程中小县可以有大作为。
我认为在“双创”生态圈中，既要重视创新侧，也要重视就业侧。对于创业也从过去的就业导向提升为以创新为源泉的创业，这就是创新侧创业和就业侧创业。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，核心在创，关键在众。如果把“双创”比作一个生态圈，那就是这个生态圈里既需要有参天大树，也需要有绿草茵茵。对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关注，就不仅仅要精准滴灌，还需要阳光普照。
对创新创业，政府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。一是抓基金扶“顶天立地”，二是抓担保扶“铺天盖地”，县里面拿出6000万做担保池，限制单笔担保额的上限，确保给中小微企业做担保，重要的是设置一套增加信用的机制。三是抓集体扶“脚踏实地”。县里做了一个尝试，把美好乡村、集体经济和全域旅游一起抓。
在整个“双创”过程中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因为“双创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而且是政治问题，还是社会问题。支持“双创”的主体是市场，市场之前是政府，政府之前是社会。对政府来说，就是有所为、有所不为，要厘清与市场、社会的边界。该政府做的事当仁不让，不该政府做的事也不需要硬做。
最后提四点建议。一是应该有顶层设计和统揽，至少建立联席会议制度;二是要梳理和汇总有关政策，加强信息的对称性;三是有必要从国家层面，与金融部门进行联动，解决信用问题;四是，对政府性基金提高风险容忍度，降低保值增值的要求。
马名杰：“双创”存在的三个问题
一是商业模式创新较多，知识和技术密集度高的创新相对较少，高成长性的创业项目稀缺。好项目难求是风投和孵化器普遍反映的问题。一些地区孵化器供大于求的现象比较严重，孵化器空置的现象开始出现。总体上看，新经济部门还处在幼苗期，远未成为增长主动力;
二是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“创新抑制”与“创新激励不足”问题仍然存在，表现为企业负担重，金融改革相对滞后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，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，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加强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，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尚未消除等体制性缺陷。鼓励“双创”的关键是消除“创新抑制”，加强“创新激励”;
三是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。政府职能转变涉及科技研发、市场准入、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。每条政策和每项条款都反映出政府职能是否真的转变。例如，一些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用上项目、砸钱、选赢家等低效方式支持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，继而引发了新的泡沫，积累了新的经济风险。如何把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到实处，是当前改革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。
围绕创新创业的相关制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，具有基础性、长期性、综合性、协调性的特点。这些特点决定了鼓励创新创业不是短期刺激政策，而是着眼于长期发展潜力的战略举措。活跃“双创”也没有一招就灵，必须扎扎实实从基本的体制机制问题入手，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。转变职能是关键，政策落实是重点。在坚守改革大方向下，全面推进各项政策的落地，重点抓政策的细化和落实。要在政策的条款上落实改革精神，让政府职能转变落到实处。
在全面改革，发挥政策合力的同时，要在一些直接关系创新创业的牛鼻子问题上进行重点突破。一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，优化税收结构，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融资成本等;二是高度重视科研经费和科研管理制度改革，形成符合科研规律的激励机制，让科研人员沉下心来，踏踏实实做好科研，从根本上端正科研风气;三是加强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平台和机制建设，促进技术、资金和人才在科研机构、高校和企业之间的顺畅流动;四是强化落实知识产权保护，让创新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;五是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，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;六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，整合部门信用信息资源，建立互联互通的全国信用平台。
王良友：“双创”要想办法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
对南方电网来讲，科技创新是生产经营的实际，不仅仅是为了“双创”。创新对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是有推动作用的。公司主要是围绕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技术、电网信息运行技术、系统及设备集成运用等三大核心技术，开展了不同的工作。
在节能减排方面，南方电网一直是通过技术引领，整个南方电网电源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占到47%，这一个数据在欧美国家中都是先进的。这个技术不是想用立刻就能用的，因为它需要长距离大容量的送电，实际要解决很多技术问题才能做到。公司都是采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的。还有，南方电网一直担负起国家队的责任。比如柔性直流项目，这是国家的863计划。在全世界没有先例遵循，确实很难，但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。最后项目团队攻克了世界第一个多端柔性输电工程的“心脏”难题，获得了十多项世界第一。
在国企里边，创业除了外沿式的，还有内涵式的创业。比如现在传统的是电力的生产和供应，在现在的形势下可能会拓展，利用大数据的技术，事先能通过用电情况得到很多客户的资源，提供很多增值服务。我们也想“双创”，在做精主业的同时，下一步要拓展业务，增强国有资产的增值能力。
有一个建议，“双创”还是要想办法激发创新的内生动力，不是别人逼着要创新，而是一定要创新者发自内心地创新。一方面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另一方面是对国有企业的考核，国家要有容错机制。比如汽车行业，国家考核就是增值保值，但是研发汽车的发动机投入几十个亿，要是失败了可能乌纱帽就没有了。作为央企和汽车行业，从政策导向来看，进口拼装就是最优选择，既能增值保值，又很好卖，而且质量也好，一举多得。
林际军：“双创”应该是创造市场、创造需求
作为一名创业者，我最要说的是，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创业者，不管他成功与否，最起码他为他的梦想付出过、奋斗过，也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财富，这是一种精神。现在我们国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。
我觉得创业的本质不是要怎么创业，而应该是政府引导创业者去寻求市场需求，创造市场消费，因为企业就是创造需求提供服务的。“双创”应该是创造机遇、创造市场、创造需求，这比政府给资金、政策更好。好的项目不缺资金，不好的项目，四处求人投资也不会成功。
做企业无非就是四个问题，第一问题是在做之前要考虑市场容量、市场定位和商业模式。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第二个问题，技术型企业就解决技术创新问题，创意创新型企业就解决创意创新问题。第三是企业团队，做企业没有专业团队就无法开疆拓土。这三个问题都解决了，最后的事情就是执行到位。
我觉得“双创”应该是从教育开始，而不是即将毕业了才思考学的知识是否能跟社会融合，要先知先觉。我个人不太赞同大学生盲目创业，创业对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，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在这方面肯定是要欠缺一些。当然，舆论导向不能把少数成功的案例作为普遍现象，这是不正常的，也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。
就创业创新，个人认为就是四个方面的问题，第一是政府要让市场、放权力、做引导、促执行;第二是政府跟大的龙头企业联合起来创造市场需求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以及整个市场经营的活跃性;第三是政府树规范、建体系，系统性全面性推进创业创新;第四是政府要支持企业做强做大。
颜薇：“双创”应该是高质量的、理性的创业
我认为“双创”应该是高质量的、理性的创业。高质量创业就是指一个创业者，应该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和行业经验，并且具备足够的深思熟虑和心理承受力，才更有成功的可能。理性创业，就是对自己创业的目的、愿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，能真正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走好创业之路。现在很多的创业者和资本方都比较浮躁。有些创业团队为了能顺利拿到融资，进行数据造假。而一些资本急于获取收益，影响项目的正常发展步骤和路径。这些都是非常致命的问题。这样的创业环境对真正想创业，实实在在努力的团队是不公平的。
我从协和医科大学读完医学博士以后，留在中国最好的整形外科医院，成为大家非常羡慕的整形医生，应该说这本来是不错的工作。但是我毅然决然斩断后路从体制里出来进行创业，发起成立国家一级社团组织“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”，建立了一家医学抗衰老整形中心，带领了一支互联网团队进行医疗美容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医疗项目。之所以没有选择体制内创业，就是因为在体制内创业有很多枷锁。国家鼓励的政策在各个部门真正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困难。我的目标是要为这些医生松绑，为优秀医生打造公共创业平台和手术平台。
给政府的建议有四条，第一政府出台政策以后，对于执行机构应该加强监督，看政策是否落地;第二创业不仅是九零后的梦想，也是很多在行业内积累很多年的专业人士的想法，他们需要得到创业培训;第三给予资本适当的引导和关注，让他们更理性的帮助初创团队发展，而不是只从资本收益的角度来考虑获利;第四政府需要很好地协调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工作，避免发生多头审批，互相推诿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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